从16世纪下半叶起，台湾经历了长达400余年的纷争，先后16次遭受日、美、英、法、荷兰以及西班牙等多个外来势力的侵袭，其中两次沦为殖民地：第一次是1624年至1662年，被荷兰殖民38年；第二次则是1895年至1945年，被日本殖民整整50年。我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侵略史，而台湾无疑首当其冲，其遭受的外来侵略不仅次数多，规模大，持续时间也最长，所承受的苦难深重，在全国各省中鲜有匹敌。
由于地理的孤立和特殊性，面对侵略时，台湾人民大多只能自力更生，这直接导致他们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台湾民众普遍排斥清政府，反而自视为明朝遗民。这种身份认同反映了他们对外来统治的不满和对自身历史的坚持。
同时，在与侵略者的长期抗争中，台湾人民逐渐形成了一种紧密团结的“台湾意识”。这种意识既包含了对家园的热爱、对外来压迫的抵抗以及自主自强的精神，也同时夹杂了排他性、狭隘性和分离倾向。换言之，“台湾意识”既有其积极正面的方面，也存在消极负面的成分。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种“台湾意识”负面的一面尚不明显。直到蒋介石及其子蒋经国相继去世后，这种意识才被别有用心的人士有意利用，成为“台独”思潮逐渐壮大的温床，激发出更多分裂力量。
那么，蒋介石究竟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是如何无意中助长“台独”的呢？这还得从抗战胜利后说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25日，时任台湾总督的日本安藤利大将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递交降书。隔日，台北数万人上街游行，庆祝抗战胜利和台湾重归祖国怀抱。然而，欢乐的气氛还未散去，问题就随之浮现。
日本50年殖民统治对台湾经济的掠夺和破坏，使得战后台湾经济几近瘫痪，物资极度短缺，物价飞涨，失业率飙升，社会秩序急剧恶化。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后，对本地人民并不信任，施行了严苛的经济控制政策：一方面接收日本人的殖民资产，另一方面继续沿用日本殖民政府的专卖制度，垄断贸易，排挤本土民营企业，令台湾民众深感失望与愤怒。
与此同时，持续三年的内战也波及台湾，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1947年，台湾的物价比日据时期上涨了100倍，中小企业纷纷倒闭，老百姓生活艰难，贫困问题严重，约有600多万台湾人中，近三分之二挣扎于贫困线以下。
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引发了广泛不满，有人绘制了一幅讽刺国民党政府搜刮民脂民膏的漫画“狗去肥猪来”，挂在总督府门口，表达民众的愤怒。
政府与民众矛盾愈发激烈，仿佛随时都可能引发爆炸，而“二·二八事件”成为引爆的导火索。
1947年2月27日，台北一名40岁的女烟贩林江迈在非法贩卖香烟时被缉私员抓捕。林江迈苦苦请求缉私员归还已缴税的香烟及没收的现金，但遭拒绝。争执中，缉私员用枪托击打林的头部致其昏迷。目击群众愤怒围住缉私员，混乱中缉私员开枪示警，却误杀了20岁的围观青年陈文溪。陈文溪抢救无效后去世。
此事激起了台北市民的愤怒，他们包围了警察总局和专卖局，然而政府不仅未给出满意答复，反而下令军警开枪镇压，令事件迅速升级。
2月28日，数百名市民聚集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却遭卫兵射击，现场死伤数十人。民众的愤怒被彻底激发，和平示威迅速演变成大规模武装冲突。陈仪宣布台北戒严，调集大批军警巡逻。
台北随之陷入罢工、罢课、罢市的混乱，群众包围政府机关，纵火烧毁专卖分局，释放狱犯，抢夺军用仓库，利用广播控诉军警暴行，呼吁全岛人民奋起反抗。全国多地民众响应，纷纷包围地方行政机关，局势越发紧张。
当时国民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无法控制局面，几天内除高雄、基隆外，台湾大部分地区均由民众掌控。陈仪被迫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谈判，但多次协商均无结果。部分亲日士绅及地痞流氓乘机加剧事态，提出过分要求，被陈仪坚决拒绝。谈判失败及市民的激烈行动促使陈仪加紧镇压，并请求蒋介石派兵增援。
3月8日中午，国民党第21军抵达基隆，联合其他部队展开血腥镇压，台北和基隆多处爆发惨烈冲突，造成约1.5至2.5万人死伤。
3月10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称“二·二八事件”为共产党煽动的阴谋，以此为由在岛内大肆搜捕所谓的共党分子和暴动骨干，并宣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为非法组织，强令解散。
随后，国民党以“肃奸”为名展开“清乡”运动，鼓励民众相互举报，隐瞒者连坐，未经审判即被拘捕甚至枪决者众多。
“二·二八事件”对台湾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事件之后，蒋介石实施了长达38年的戒严统治。在这种高度封闭的高压环境下，国民党垄断政治资源，剥夺民众基本权利，激化了官民矛盾。这种极权统治，正是促使“台湾意识”转变为“台独”思潮的重要催化剂。
为了迷惑民众并巩固统治，蒋介石高举“反共”旗帜，不仅在大陆发动内战，更秘密聘请日本甲级战犯冈村宁次担任“军事顾问”。更令人震惊的是，为了对抗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组建了一支由日本军人组成的“白团”。
1949年9月，中国政府驻日代表曹士澂与冈村宁次及富田直亮在东京秘密签署“盟约”，约定派遣日本军人组成军事顾问团，“白团”由冈村宁次担任顾问，汤恩伯负责联络，富田直亮少将任团长。因富田直亮中文名“白鸿亮”，顾问团遂称“白团”，明显带有抗衡共产党的“红色”对立色彩。
1949年11月，“白团”首批19人秘密抵达台湾，主要负责台湾防务设计及协助重建国民政府军队，传授日本军事技术和作战经验。
从1949年至1969年间，先后有83名日本少将及佐官级军官加入“白团”，其中82人曾在中国战场服役。如此庞大的军官团队，其智力资源相当于战前日军三个师团。
1953年，为配合“白团”工作，日本成立了富士俱乐部军事研究所，围绕台海危机开展研究，每周举办一次研讨会，研究成果直接反馈给“白团”领导层。
1954年，“白团”向蒋介石递交了《反攻大陆初期作战大纲方案》，深得蒋认可。1958年“八·二三”炮战中，“白团”将领亲赴前线指导作战。
“白团”培养了蒋介石国军约2万名高级指挥官。富田直亮因“造育国军英才无数”被蒋介石晋升为“陆军上将”，成为台湾唯一的外籍上将。
1968年，“白团”撤回日本，1969年2月1日正式解散。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蒋经国请求富田直亮留台，称需“接受白将军指导”，并再次授予其上将军衔。
令人震惊的是，中国人民付出3500万生命代价才赶走的日本侵略者，蒋介石却暗中引入台湾，将他们塑造成“英雄”。
回想蒋介石战后对日本人感恩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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